第十七首 為了藝術為了愛
始終在妳面前呢喃自己最深刻的
快樂與悲傷
只因妳是我唯一的信賴和企盼
我的生命裡有著不凡的乾渴
只有美麗如妳才能澆潤它
使它綻放熱情的花和智慧的果
這個神秘女郎是「一切的藝術」
—詩、音樂和美術；衣架、飯桶和煙斗。
彈吉他沒出息
省立鳳中著重升學之大名不僅風聞南台灣，甚至北部人也有聽說。大部份老師很厚道地假裝未看到我背吉他去上學；換言之不禁止，但也不鼓勵。體育課或軍訓課出操時，我獨自一個人快樂地在教室或操場邊彈吉他，結果是三年體育成績皆為六十分。
有天清晨時候還早，教室裡同學稀稀落落總共不到十位，有些看著書，有些聊聊天，我則專注地彈奏吉他。班導師王老師突然出現教室，沒頭沒腦地大罵：
「施國良！你真沒出息，早自修彈吉他。」
由於從小沈醉自己快樂的藝術天地，還真懶得和不知趣的人去爭辯。
王導師在意的也許不是什麼時候彈吉他，
而是彈吉他這件事在她心裡比織毛線衣還不如。
（王導師總喜歡早自修時織毛線衣，因為……她不會彈吉他。）
她雖然有時會歇斯底里一些，不過卻是個認真教學的國文老師。緣此，經由另一位國文老師的居中調解，她還是誠懇地說了抱歉，而我也就大方地接受了。另一位國文老師其實也就是送我美少女寫真和葡萄乾的那位「英格麗曼包曼」國文老師張美玲，她是校園第一大美人。她不喜歡早自修時織毛線衣，她會……
愛上一把吉他。
原本人生有幸可以當王導師的音樂導師，奈何不收門票的演奏會竟被吐槽。「升學主義」對學問無疑是種斫傷，其相伴的「功利主義」對文化和社會更是無情之摧殘和腐蝕。
汪洋中的破船
大學聯考前的三個月我又患了「聯考症候群」；其實也不是擔心落榜，惟獨想到「一生最美的年歲」和雄懷壯志就要葬喪於滾滾濁流，不禁悲從中來。捧著諸葛亮寫「出師表」般的心情，我將我的孤單和悲傷告訴家人。但回應和三年前大同小異：
「弟弟，當初鼓勵你學吉他是怕你沒有娛樂，如今在某方面你卻失去什麼。若是這樣，鼓勵你學吉他的我們更難辭其咎。我們家的經濟情況不許我們過那種完全無憂無慮的生活，而這種生活往往是培養出藝術家或運動員必須的環境。……我不以為光彈吉他能讓你一生感到滿足，等時間久了，厭倦了……，沒有幾個人能跨越這一關，也沒有幾個天才能夠無師自通。……」
老哥們對我和吉他的想法也是大部份人的想法。
也許是我自己的錯吧！我該將夢或理想小心地秘密地藏著，孤單、緘默地去戮力完成。不適切地表達自己只會讓淒涼的心更加淒涼。
舒伯特說：
「我的音樂是天才而產生的，也因窮苦而產生；
我最悲傷時所寫的音樂世人認為最好。」
因為相信了舒伯特的話使自己更堅持音樂家之路，也使自己更離群索居，更像「汪洋中的破船」。
我並未去尋求輔導室的老師，或醫院的心理醫生幫忙，倒找了初到學校不久的周漢文教官懇談，他像個好朋友似地寬慰我：「努力於音樂當然是件美事，離聯考也不久了，只要繼續升學或有份工作。你一樣可以一邊繼續學習音樂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辦到的。」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詩書。人生之路沒有一個人不是辛苦的，人生的道理卻也不用太深奧、難懂。一句貼心的、支持的話語常比外在的實質幫忙更能沐化春風。更能指引迷津。
那天回到家後，我甘心地封琴三十日。
封琴三十日考上政大新聞系
大學畢業多年後，有位參加學校吉他社名叫佩文的學生寫了封信給我：
「老師：
我實在覺得很好奇，也覺得很不可思議，如何能在一個月準備聯考？我這高中一年半都讀得很不好，心裡很痛苦也很不快樂，你能告訴我你是如何讀那一個月的，解決我心中的痛苦……」
說來故事有一點長—
整個高中我花在吉他的時間比功課多數倍，以至於總成績從七十六分退步到七十分，從全班第五名掉到第四十名。總分六百分的模擬考也只考個五折三百多分，約全校的第兩百名左右，剛好在大學錄取的門檻上下。別說老師和同學們己忘了我的存在，自己也祈求能考上文化哲學系，每天在陽明山上當個美美的吉他詩人那該好。至少想得真美。
這回家人沒有強迫，我自己報名了聯考。（高中聯考報名—那回家人有強迫）
那時的制度是先填繳志願卡後考試，乙組則主要是文學、哲學等學系。我所填的十二個志願依錄取分數排列為：台大外文、圖書館、政大新聞、台大哲學、考古、政大教育、輔大大傳、應用心理、文化新聞、淡江教育資料、文化英語、哲學等。我的導師在檢查我的志願卡時又歇斯底里了：「別人都填滿四十個志願，你在搞什麼？」「什麼系你不填，填政大新聞系，將來跑新聞你跑得過別人嗎？」我剛要開口解釋，她便極其不屑地揮手制止：「算了！有填文化哲學就好。」有句話她嘲諷在心裡並未說出：「不跟你囉嗦了，反正天塌下來，你也不可能考上政大新聞。」
這回大家忙著準備聯考沒空說抱歉。
學校的模擬考小弟也只是虛與委蛇，因為小弟有小弟自己的「Ａ計畫」。
我幾乎是六月初畢業後才開始全力Ｋ書的。母親一大早為我沖了杯茶葉，我便整日苦讀到凌晨一點就寢。每天看完、背完一本書，一週約準備好一個科目。數學只背了大部份的公式，英文則背了一本兩萬個單字的字典，文法和片語方面雖能力欠佳，但試卷上的文句卻也大致能懂。
聯考時當我開始查看英文考卷，大嚇一跳，所有的英文閱讀測驗題幾乎皆是我以前在中文翻譯書中似曾相識，勾選答案便十拿八穩。並且那年的閱讀測驗題比重特別高，約佔七十分，於是英文便考了全班第一名，嚇壞所有每天總是認真背英文的同學。當年全國考生英文平均分數可能只有三十分左右，數學更是二十分出頭。英文能考六十六點八八已經算是非常不容易了！
為學問而讀書的人總是比為文憑者幸福。
有些題目我雖看不懂，卻能看懂那個答案比較有意義；
有些答案我看不出那個是正確的，
卻看出那幾個是犯了邏輯謬誤的，是準備騙人的，
劃掉最不像答案的答案們之後，
我便得到了可以得分的唯一答案。
有人說無論多麼好的文章，一上了教科書便開始變得索然無味，這話說的有幾分道理。我是因為平常看了太多課外哲學書和翻譯書而考上大學的，也因為對詩、音樂和藝術的熱情和思考而誤上大學。甚至那年的國文作文題目彷彿也是專門為我而定—「燈塔與燭火」。
返校拿成績單時，不曾和我說過話的校友也跑來捶我肩膀：「哦！施國良，你吃了什麼仙丹補藥？竟然考全校乙組第一名！」三百九十六分的成績比平常模擬考多了一百分。王導師更是老遠地衝過來緊抓著我的雙手久久不放，簡直比我還激動、興奮，又是慶幸又是難為情地說了好幾遍：「還騙我們不想考，施國良啊！你真為老師爭氣。」是啊！如果不是我多考了兩分，第一名的榮譽就要被隔壁班考上師大國文系的那位同學搶走啦，那麼她也就當不成第一名的王牌導師囉！
我不僅「讀課外書考上大學」，「彈吉他考上大學」，
而且是—政大新聞系！
原本希望能擠進「最高學府」文化大學，到陽明山上彈吉他；
國家對不起我
戒嚴時代的台灣，自由和民主分數不及格，人權評等則更是Ｄ級或Ｅ級，別說身心障礙國民參加國家考試不可能給予加分體恤，甚至充斥著歧視、愚蠢且殘忍的不合理規定。我原本會選擇師大國文系就讀的，但當時的聯招卻如此規定：「凡肢體機能障礙，口吃影響教學工作者，不得報考師範大學及師範學院。」
人與人之間該如此相互嫌棄、糟蹋嗎？假如眼盲或小兒麻痺就活該被設限，那麼長得不夠漂亮、不夠壯、不夠年輕或工作不夠體面又要如何是好？難道教育的目標是以醜化人性為準則？
聯考前後我猶熱忱地跑去挽袖捐血兩次，
那年代無知的政府卻殘忍地看輕它自己和身心障礙者。
我們所失去的不單單是奉獻國民教育的機會，也因而面臨往後數不盡的同樣的刁難與悲情。任何政府及法律本應當是正義和公理的守護官，卻怠惰成為阻撓身心障礙者發展和羞辱人類文明的帶頭土匪。同時期另有小兒麻痺學生考上台大醫科，卻差點被教授拒絕入學的事件。
這樣的傷害無論如何彌補是永遠難以撫平的，因為青春只能一回，歷史也從不停下腳步，無法重新來過、重新再寫。
只能以不凡的愛和慈悲將其寬恕、將其扶持。
國家對不起我；
我卻但願，
國家以我為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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